

当年的野营照片
\n拍摄青春的日子
\n文/陶灵
\n清代后期,很多外国人进入川江,探寻中国西部地区。他们中有人带着一种神秘的木匣子。当地一些见过世面的人告诫,千万不要面对着它,也莫准“洋人”拿它对着你,不然把你魂收进去了,人会害病,就要死掉。有人不知情,或者偏不信邪,对准了这个木匣子,结果并没有死,也没得病。渐渐地,川江人也就不害怕了,后来甚至有人还喜欢上了这种木匣子。一百多年后,川江边小县城的我,就是其中一个。不过它不再是木匣子,是个铁盒子,也小得多,我喊它照相机。
\n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了一份在国营单位做杂工的正式工作,每月工资二十七元,第四年定级后三十四元。我狠心存钱,几年后,奢侈地先后拥有了两部照相机:海鸥120和红梅135。其实总价不到两百元。
\n为什么说奢侈呢?1980年暑假,我妻子(当然那个时候还不是)初中毕业,顺利考上了重点高中的重点班,她二姐高中毕业,考上了石油中专校,都觉得轻松了,两人高高兴兴从县城去温泉镇上的同学家耍。那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溶洞名仙女洞。在仙女洞游玩时,碰到一位同样来自县城的中年人,胸前挂着一部照相机。洞里只有他们三位游客,“见人熟”的二姐很快与中年人搭上了话,他爽快地给姐妹俩拍了一张合影,约定一个星期后在县城体育场碰面拿相片。相片如约取到,付了中年人三角钱成本。妻子开学后做作文时,写了这个经过,老师当范文在班上念。同学们的注意力不在作文本身,在课堂上就嘀咕起来:“这事是编的,私人会有照相机吗?”而我却有两部,当属奢侈。
\n同学们的思维也真是单一,私人没有照相机,难道不可以借单位的吗?1982年,我还没买照相机时,和几个朋友约起去万县市耍,就是找原来读书的学校何老师借了一部。何老师是校团委副书记,平时负责给学校的重大活动拍照,相机归他保管。
\n那次出去耍,还发生了一件小趣事。在万县港务局门口候船回家时,一个农村男青年走到我面前,突然说了句:“今天拿得到照片不?”我正莫名其妙,见他身后还跟着两位农村姑娘,才恍然大悟,想来他们是一起到城里耍的,看我胸前挂着相机,误当我是照相挣钱的人了。我赶忙摆手说不是照相的。
\n我也不是想要奢侈。先买的是海鸥120相机,立式结构,要低着头取景,拍人物及近距离物体不错。想拍风景,135相机的景深更适合一些。当时红梅135相机有一款新产品,售价六十五元,几乎比海鸥120相机便宜一半。我正好手里有钱,上年每月五元的零存整取储蓄刚到期,脑壳一热,就买下了。
\n买了相机,我开始认真学习摄影理论知识。在县图书馆办了一张至今我唯一的借书证,看完馆藏所有关于摄影技术的书籍后——只有六本,便注销了它。
\n有一年深秋,我和几个朋友一拍即合,去城外栖霞宫的山上野营。那个年代我们不知道帐篷、睡袋之类的户外用品,模仿电影里行军的战士,打好被盖卷,肩挎军用水壶、黄布包,身穿绿军装,或劳动服、运动服,提着一盏马灯和小铁锅上路了。我们的食物更简单:馒头与香肠。馒头可以吃冷的,年轻人身体好;香肠容易煮熟,捡一点干树枝就行。饭与菜都有了。遇巧,树林里有一个废弃的草棚子,我们安顿下来。深夜,在一闪一闪的马灯下,我们抢食馒头、香肠;躺在散发稻草腐味与臭脚丫味的棚子里听阵阵松涛,憧憬未来……这是一次本真、简陋的野营活动,我启用相机自拍装置,留下了一个个现在看来十分浪漫的珍贵镜头。
\n那时刚开始使用彩色胶卷,只有135型号的,要邮寄到万县市冲卷、扩放,往返十来天时间。我担心寄丢失了,稳妥起见,又在120的相机里装上黑白胶卷,可以自己冲卷,再去县城的相馆里洗印相片。想要省钱,相片也可以自己洗印。我有个朋友自制了一套简单的扩印设备,显影与定影粉、相纸可在文具店买到,夜里,在窗户上挂起被盖遮光,就可以干活了。一般多是摄影发烧友或摄影创作者才这么做。相馆出来的是产品,自己在暗室操作叫第二次创作,比如拍摄时曝光不足,暗室显影时可做些弥补。
\n135型号的胶卷底片要放大才能看清人与景,相片一般5英寸大小,行话称扩印。顺带说一下,胶卷拍了之后,显影叫冲卷,底片不放大叫洗印,这些行业术语离我们远去了。彩色胶卷和相片只能在相馆里冲扩,自己干不了。我寄到万县市冲扩的那卷彩色胶卷,每张底片只扩印了一份,因为价格贵呀,又不能找朋友收钱。我和朋友们手里现在保存的那次野营相片,画面都不一样,全是独份。
\n黑白与彩色光影静静地躺在我相册里,分别述说着那一去不返的年轻浪漫与简陋。泛着淡淡的黄的老照片,让我记得那些骄傲、炫耀和可以任意挥霍的叫作青春的日子。
\n想来,真是把我的魂吸进了那个小铁盒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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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发于《天津日报》2025年12月3日第12版)
\n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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