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距离“新生代作家”概念提出已逾三十载。在这三十年间，这一群体不仅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168股票配资网，更以其持续而坚实的创作，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文坛巨匠的成长。
从早期中短篇的锐气逼人，到如今长篇巨制的沉稳深刻，他们用作品命名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抛出了一个追问：当文学回归生活本身，究竟能走多远？
围绕上述议题，一场名为“新生代三十年（1995—2025）：行进中的文学”的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举办。以李敬泽、邱华栋、毕飞宇、李洱、东西、艾伟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家、学者、出版人共同展开研讨。
现整理新生代作家代表的发言文字稿，以飨读者。
研讨会现场
01
展开剩余97%我们必须做新的“集体作业”，以共同面对这个崭新的时代
李敬泽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新生代”三十年，这已经是一个考古学问题。关于“新生代”这个概念的起源，我回忆起来应该是始自陈晓明老师，最初叫“晚生代”，意思可能是，其生也晚，没有赶上1980年代，可见，从一开始这个概念就是在与1980年代的断裂中获得了自身的合理性。后来，“新生代”的名单不断拉长，王干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现在，“新生代”三十年了。这个概念已经归于历史，它在特定年代，指涉着一群很不相同的写作者，这些写作者个人，即使在当时也未必严肃认真地认同这个概念。我记得我曾经说过，“新生代”是一桌流水席，人来人往。这个概念留在了1990年代，而它所指涉的那群人继续走着，各奔东西。有的人走到了今天，走到了这个会场，有的人进入了其他的艺术领域，有的人已经走到大洋彼岸去了。
这不应该是一个怀旧的会，但也难免抚今追昔。我不是“新生代”作家，但作为一个编辑，作为一个所谓的评论家，我确实是和这群人一起成长，一起走过来的。我昨晚回忆了一下和这几位朋友最初相识的情形，小说家长于记忆，而我善于遗忘，基本上想不起来了。记住也好，忘了也罢，无关紧要。真正重要的是，正如刚才何平所说，“新生代”不是一个文学派别。实际上每一个人对这个集体命名也没多少认同感，但在这个命名之下，或者说在这个命名所指涉的年代里，一代写作者确实有一个共同的文学场域。在那时，我们确实有过非常密切、非常深入的对文学的讨论和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分享着某种共同的问题意识。
我至今记得，李洱第一次来北京，在我当时住的房子里，两个人坐在地上，据李洱说是光着膀子，我也忘了，但记得谈了很多，真的是在谈文学。那个时候电话费很贵啊，经常和飞宇通电话，一聊就聊到夜里一点两点，也是在谈文学。
这一代人之间形成了一个思想的、观念的、艺术的交流网络。在这个过程中，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1998年的“断裂”问卷，当时李冯住马甸，我不记得我是为什么事去找他，一进那个院子，李冯正推着自行车出来，夹着一卷子纸，是打印出来的“问卷”，正要出去分发。李冯很兴奋，骑着战马奔赴战场，那时真是年轻啊。另外一件事，也是1998年，好像是夏天，我和华栋，还有今天不在场的李冯、李大卫，我们几个人都在北京，李洱当时在郑州，专门跑到北京来，我们几个开了个小会，没有今天这么堂皇，在团结湖李大卫家里，喝着啤酒，每天聊到半夜，大概谈了三天。最后我把它整理出来，华栋行动力超强，他找了一家出版社，出了《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集体作业》）这样一本书。
《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这次来之前我又翻了一下《集体作业》，很感慨。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那次对谈是对我们意识到的共同境遇和问题做出讨论与回应。就我自己来说，有些观点当然后来变了，也有一些一直没有变。
就文学而言，1990年代是思想的交流和交锋非常活跃的时期。现在看，这方面的梳理和研究很不够。我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时候，就有强烈的感觉，大家轻车熟路，就是研究那几个人、几部作品，所谓“经典化”。我知道有的作家、有的问题学术积累很多，做起论文来相对容易，但作为一个过来人、一个曾经的当事者，我的感觉是，1990年代的文学，1990年代的文化，它的丰富复杂远没有被充分认识。记得多年前有一次在上海开会的时候我说过，1990年代在学术意义上、在文学研究的意义上，是一个“无人认领的年代”。文学的观念变革、文学可能性的探索，不能把握1990年代这个关键环节，很多问题就看不清楚、想不清楚。
我已经说得够长了。今天的会是为了考古，但不是为了怀旧。现在，我们所有人，不管你是60岁还是20岁，我们都站在同一个起点上，都站在文明和文化重大转型的关键节点上，我们都在做新的“集体作业”。
《青鸟故事集》《空山横》
上次做“集体作业”的时候是1998年，这是偶然的，但又有合乎逻辑的必然性。1998年是什么年头呢？正好是互联网在中国开始大规模普及，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的那一年。那个时候那一代人的集体作业，既回应了1990年代，也预先回应着即将到来的互联网时代。而现在，近30年后，我们迎来了AI时代，我们已经看到了变革的深度和规模，过去一千年来我们身在其中的印刷文明正在日落西山，文学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和底层逻辑正在发生巨大的根本性变化，不再需要30年，很可能几年中不知不觉已经换了人间。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有人都重新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文学何以文学，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所熟知的所有那些关于文学的观念，都建立在书面的、深度的阅读基础上，这一切将备受考验。如何在这种考验中捍卫文学，存续文学的生命，进而存续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人之为人的基本价值，这真的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新的巨大课题。不能假装这个课题不存在，它已经摆在这里，正在日复一日的急剧演化。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印刷文明走过来的，现在我们必须做集体作业，新的集体作业，面向新的文明形态，去创造新的文学。
02
我们依然“在行进中”，仍在文学征途上跋涉，并且雄心勃勃
邱华栋
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特别高兴参加这个研讨会，十分激动。也感谢主办方南京师范大学、译林出版社、《南方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因为我知道主办方几个单位为开这个会做了非常细心的准备。昨天，编辑焦亚坤接到我，还在通过手机确定今天给大家喝的咖啡要不要是搅拌式的。李洱，请你品尝他们独特的咖啡。所以，工作筹备很细心。还有更多的细节，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向主办方表达感谢。我想说三个小点。
第一，我对“新生代”的命名怎么看？昨晚，我看到何平教授带的研究生做了“新生代”三十年年表这本白皮小册子，感觉很有学术研究的史料价值。我昨天晚上一口气看完了，回忆起很多的细节。我记得，应该是从1994、1995年开始。关于“新生代”命名最早是怎么诞生的，我记得最开始是陈晓明教授先提出了“晚生代”，意思是特指比先锋派作家出生晚几年，正在迎头赶上的一批作家。1995年，我在北京的街头买了一套书，其中有述平的小说集，还有毕飞宇的《慌乱的指头》，这本书的书名立马吸引了我，指头慌乱，是为了什么？指头为什么会这么慌乱？然后，我就赶紧买了一本回家看。同时，我对“晚生代”这个词不喜欢，为什么是晚生的呢？早产不好，晚生也不好。晓明教授说的意思，就是比莫言、余华他们小几岁，但现在正当年的意思。我曾听晓明老师解释了一下。
紧接着“新生代”这个概念就出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师东主编了一套八本的“新生代小说系列”，其中也有我一本小说集《把我捆住》。“新生代”这个词我特别喜欢。我们知道，“新生代”是地球一个独特的地质年代的命名，是6500万年以来的时间。是地球地质时期最新的一个阶段。地球的“新生代”分三个纪、七个世。“新生代”最大的特点，在地球意义上来说，就是哺乳动物与被子植物的大量繁殖和出现。我们人类现在就处在新生代的地球地质年代里。所以，“新生代”的命名对于一批新作家来说，我觉得特别棒。在“新生代”的群体里面写作，我也感觉到温暖和高兴。
“新生代小说系列”共八本：毕飞宇的《祖宗》、韩东的《我们的身体》、鲁羊的《黄金夜色》、徐坤的《热狗》、何顿的《太阳很好》、邱华栋的《把我捆住》、张旻的《犯戒》、刘继明的《我爱麦娘》。图中缺徐坤的《热狗》，故只有七张封面。
刚才李敬泽回忆起来说，华栋不知道你忘了没有，1990年代，你年年都在统计那些“新生代”作家每年发表了什么作品，还把它贴到墙上。我说，他们都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同行，我们在一起奔跑，我确实喜欢做这个统计的事。以至于有一次荆歌见到我说，听说你统计了我的作品，你知道我写了多少万字吗？我说，到现在为止，你写了300万字。他惊呆了，一般人答不出来。我确实喜欢做这种数据，我也喜欢以“新生代”命名的这样一批作家。“新生代”作家的群体也在不断变化，有的作家慢慢地不见了，有的作家又加入进来。
刚才，何平讲“新生代”这个概念主要用在1995到2005年的10年之内出现的一批作家，但我印象里，好像到2010年还有一批70后、80后也被命名为“新生代”，我就乐开了花，我说，这简直是永远的“新生代”，又有一拨人进来了，所以，“新生代”这个词远不只是我们这些人，有30多位都是“新生代”作家。今天到场的六位，没到场的还有不少，像徐坤、朱文等。这个命名我是很喜欢的，也是接受的。
对于“新生代”作家的命名与创作上的推动，有这些人做出了贡献：陈晓明、王干、李敬泽、宗仁发、李师东等。王蒙先生当时也主编了一套“新生代”长篇小说丛书，我记得有东西的《耳光响亮》，我的一本小说，毕飞宇等都在里面。也是因为这个长篇小说丛书，我跟飞宇兄和东西等人，1998年在紫竹院公园拍了一张合影。还有周介人先生当时命名了“新市民小说”，还有“新状态”“新写实”等从题材上说的。“新生代”是从一个作家的代际角度切入的，我觉得很好。
《现代小说佳作100部》《空城纪》
第二，在“新生代”作家已经行走了30年的此刻再回望，这个作家群现在的成就如何？这是今天的研讨会需要深入探讨的。我的印象里面，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对1990年代的文学研究还不够充分。半年前，我接了敬泽担任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主编，下一步，我们要加强对这一块文学的研究。
回望下来，30年来，我们这些作家一直在行走，不断地写出新作，大都能够不断超越自我。我们的足迹很鲜明，就体现在这个小册子里，何平带的研究生做的这本白皮书信息量大，资料翔实，特别棒。
回望30年，我不禁想到了很多细节。我在这里分享一些小故事：大概在1996年前后，那个时候互联网开始有了，李大卫、李洱、李敬泽、李冯和我，几个人成立了一个虚拟文学社，叫“浪·潮文学社”，有一本叫作《集体作业》的书，就是“浪·潮文学社”的一个产物。我当时很兴奋，作为秘书长，我列出了“浪·潮文学社”要干的十大事件，十大事情，第一出一本书，第二出一套书，第三在长城捡垃圾搞行为艺术，第四是排演一场话剧，等等。既有行为艺术，也有文学对谈，就是想跨界。我们还写了一个连载小说叫《网上跑过斑点狗》，发表在我当时当编辑的《中华工商时报》的副刊上，连载了四万字。我先写开头，李大卫写了，李洱也写了，但不到一年，“浪·潮文学社”很快也解散了，因为不是在民政部备案的社团，而是虚拟的，那就不合法。本来就是一个虚拟的文学社，完全是虚拟的形态。“四李一邱”，李敬泽、李大卫、李冯、李洱、邱华栋搞了一个“浪·潮文学社”，现在能看到的足迹，就是那本《集体作业》，收录了我们的四次对谈和一些作品，可以看出1990年代我们关心的问题，以及对当下的意义。
第三，我们这些“新生代”还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我觉得，我们还在行走。昨天晚上和艾伟聊天，他马上有个新长篇要出来。李洱也出版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超低空飞行：同时代人的写作》，毕飞宇的长篇《欢迎来到人间》2023年出版，我觉得是一个杰作。他最近发了几个短篇小说也特别精粹。还有东西的《回响》和他最近的短篇小说，都很不错。我们还在跋涉，还在努力地突破着自我。
我自己的写作也是这样的。我对自我的创作路径很清晰。我的全部写作就两大块，一块是“与生命共时空”的文字。每隔两三年，我就把这两三年对时代的观察感受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另一块，是“对历史展开想象”的文字。以后盖棺论定，我就这两块创作系列。
“与生命共时空”的系列，跟当代社会太近，有时候不太好把握。这个系列我写了《夜晚的诺言》《正午的供词》《白昼的喘息》《花儿与黎明》《教授的黄昏》等长篇小说，我电脑里还有两部长篇小说的草稿，都没有改出来，因为工作太忙了，现在没有时间改。一口气写完，就放在那里了。
“对历史展开想象”的系列前面有《贾奈达之城》《单筒望远镜》《骑飞鱼的人》《时间的囚徒》《长生》等长篇小说，近两年，我又接连出版了长篇小说《空城纪》《龟兹长歌》《敦煌变》，后面还有几部小说的构思，需要慢慢写出来。
我觉得，我们“新生代”并不见老，还在行进中，还在跋涉中。而且，我们还雄心勃勃。有的“新生代”作家已经超过了60岁，现在，据说65到79岁属于“年轻老人”，因此，“新生代”作家是永远年轻的，即使我们即将纷纷变成“年轻老人”。我相信，我们在未来的写作中还能爆发，还能继续写出更好的作品。
03
作家不一定是代言人，
但是要对你的当代作出回应
毕飞宇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南京大学教授
非常感谢中心，尤其要感谢何平教授。何平教授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面做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是为我们“新生代”做的，我们必须自私一点，说，这是何平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我们都特别开心。
做这样的会很难，有许许多多学术层面的准备，还有很多会务方面的事，也感谢每一个为这个会议忙碌的人们。
关于“新生代”的问题，你们也知道，我就是一个写作的人，我不可能去研究什么“新生代”。虽然我没有研究过它，但是有一条却是确定的，我读过许多“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在座的五位的作品，我不只是读得广，相对也读得细，可你要我来总结一个什么，我一定总结不出来，因为“新生代”是一个特别开放的大话题。
《玉米》《推拿》《欢迎来到人间》
但是，作为“新生代”的一员，如果我结合一点自己的体会来谈，一点体会我还是有的。
第一个，我最重要的体会是主体性。在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主体性，作为概念，是谁把主体性这三个字送到我的眼前的呢？是李泽厚。然后，我们的世界就开始复杂起来了、深邃起来了、明亮起来了。在此之前，我的老师和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自觉性，也就是文学的自觉。自觉性和主体性只是搭了一点边，它离主体性差得还比较远。说起来这还是要感谢生活、感谢阅读，我们青春年少的生活与阅读虽说是千姿百态的，但是，核心的东西正是这个主体性。当我对主体性这个概念有了一些认识的时候，我仿佛一下子就长大了。对我个人来说，改革开放最伟大的一件事就在这里，它唤醒了我的主体性，或者说，唤醒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主体性。我想说，没有主体性就没有“新生代”。
第二个，当代性。这个话题敬泽老师经常挂在嘴边，那时候我们都是30出头的年轻人，很晚的时候我们还在打电话，有的时候是一两个小时，有时候是三四个小时。老实说，那时候我还处在历史书写的阶段呢，可他跟我说得特别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当代性，他在反反复复地唠叨他的当代性。他的意思其实不复杂，一个作家，他有他的写作时空，或者说写作场域，可是，写到最后，你的写作和你的场域无关，这个就挺搞笑的。作家当然不一定是代言人，可是，当代热了，你的写作捂着羽绒服；当代冷了，你的写作穿着短裤，这个怎么说也是一个荒谬的事。一个杰出的作家最好能成为未来人有关你那个时代的认知内容。谢天谢地，大概到了我40岁的时候，当代性终于进入了我的小说创作，或者说，我愿意把当代性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了。就我的写作而言，那是一次了不起的转场。
第三个就是日常性。在“新生代”出现之前，日常性其实已经缺失了一段日子了。我们得承认，每一代作家在他动手之前是有一个出发点的。概略一点说，所谓的“新生代”，其实是以日常作为我们的出发点的，是这个特征让我们和其他的作家区分开来了。当然，具体到每一个个人，这个日常性的权重也许各各不同，但是，我们都在意日常性，这个判断大致上没有问题。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个是什么呢？汉语。汉语这玩意儿复杂了，先秦使用的就是汉语。如果先秦是汉语，六朝是不是？如果六朝是汉语，韩愈、柳宗元他们的古文运动是不是？如果古文运动是汉语，桐城派是不是？如果桐城派的那个叫汉语，鲁迅那一代的“五四”作家是不是？语言是流动的，汉语更是流动的。当流动的汉语从我们这一代“新生代”作家的身体上流过的时候，它是不是汉语？我们给汉语留下了怎样的痕迹？有一点是清晰的，为了当代汉语，我们都努力过，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欣慰的。
我不是专业的研究者，我只是从个人写作的愿望和感受出发，说一句模糊的话，主体性、当代性、日常性和汉语，它们是四扇窗户，透过这四扇窗口，大概就可以比较完整地看见我们了。
04
新生代作家几乎是共和国文学史上第一批书写自己生活的作家
李洱
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
三十功名尘与土。前面几位朋友的讲话，又确实引起我很多回忆，有很多细节纷至沓来。我曾经多次讲，早年的时光永不再来，令人伤感。对我们这些朋友来说，当然更是如此，好在我们还有机会在此相聚。我想起来，我进入这个所谓的“新生代”的名单很晚，一直到1996年、1997年还是1998年的时候，批评家王鸿生告诉我，他说我看你的名单被列入了“新生代”，你的名字后面还有个字，叫“等”。现在我们私下谈论你，你的名字就叫“李洱等”。有那么一段时间，河南那帮朋友都叫我“李洱等”。作为“李洱等”，我跟所谓的“新生代”的关系，就是和几位作家朋友之间的个人联系。我一直觉得我跟这个所谓的群体，关系不是很大。不过，与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个体，我后来确实有很多的交往、很多的讨论。
此时我也想起了老朋友红柯。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在“新生代”作家中，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人，题材、风格包括价值取向都与众不同。他甚至带有某种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的风格。前段时间我还对一些批评家朋友说，红柯虽然去世了，但他的小说还是需要关注的，我们对他的阐释很不够。红柯的写作，其实具有代表性，就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作家，难以被归类。当然，在任何时代，重要作家总会呈现出他自己的向度，这一点在“新生代”作家中可能更为明显。
我觉得，对于当年突然冒出来的那批作家，批评家用“新生代”来命名，可能就是因为难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无法命名，只好用了这个具有代际意义的称呼。“新生代”之前的几代作家，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些群体中的重要作家，虽然也是各不相同，但人们总是能从这个群体与文学史的关系中，发现这个群体的共同点，比如相近的主题，相近的题材以及与文学史关系相近的紧张度，等等。他们的区别只在于作家气质的不同，作品完成度的不同，当然也有学识或才气的不同。
而到了“新生代”，这个命名方法不灵了，因为这批人彼此之间的差异太大了。我就以今天在场的几个朋友来举例，我与毕飞宇、东西、艾伟、邱华栋关心的问题是一样的吗？题材是一样的吗？主题是一样的吗？讲故事的方法是一样的吗？他们彼此之间到底有多少共同点呢？所以，我也理解陈晓明教授等人的难处，只好以他们年龄相近，出道时间相近为由，勉强用“新生代”来概括一下。说到这里，我想顺便强调一句，除“五四一代”作家是用代际来命名之外，这是现当代文学史，特别是共和国文学史上首次用具有代际意义的概念，来给一个写作群体命名。当然有人会说，右派作家、知青作家也是代际命名，但“右派”“知青”不仅是指作家，也指那代人，而“新生代”则特指这一批作家。
如果一定要说他们有没有相似性，那也是可以找到的。我觉得刚才毕飞宇提到一个词非常重要，就是所谓的“日常”。先锋作家之后，这批人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形而上学的，他们回到常识，回到日常伦理。写日常生活，主要是写当代的日常生活，被提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地气。这批人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可以叫作“日常生活的诗学”。打个比方，他们是“在场地主”，与那种“不在场地主”也就是继承地主老爷土地的那种地主不一样，他们的写作与正在变化着的生活关系很近，近到不能再近，某种程度上甚至带有非虚构性质。他们也很少去写传奇故事，即便写传奇也是日常生活的传奇，或者说是正在行进中的日常生活中的传奇。
所以，我觉得今天讨论的题目起得好，“行进中的文学”。30年来，他们主要写的就是行进中的日常生活，这个文学确实可以叫作“行进中的文学”。这批人当然也受到了先锋作家的影响，他们吸收了先锋作家注重形式的特点。换句话就是，形式的先锋性与故事的日常性，勉强可以称作这些人的共同点。说出这一点，除了是向前辈作家致意，也是为了说明，“新生代”作家的这种努力对现当代小说史来讲显然是重要的。我甚至可以说，它带有某种补课性质，我的意思是给当代小说补上了重要一环。30年后回头看，公允地说，当年补得还算不错。它为这批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更重要的是，这对后来更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提供了经验。
《花腔》《午后的诗学》《应物兄》
刚才敬泽把“新生代”的出现与1990年代的语境、1990年代的文学联系起来讲，是很有见地的。仅就文学而言，1990年代文学中的很多资料、资源还没有经过梳理。当然，高校的文学研究落后文学现场几个身位，完全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当年我在现代文学馆工作的时候，敬泽令我组织过1990年代文学的一些研讨会，程光炜教授在组织过关于1980年代文学相关课题的系列讨论和研究之后，组织过一次关于《集体作业》的讨论。现代文学馆也与上海作协、《上海文化》合作，做过一次关于1990年代文学的讨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敬泽关于“无人认领的90年代”，就是这个会上首次提出来的。1990年代文学的成就是惊人的，寻根作家、先锋作家和“新生代”作家的很多重要作品，是1990年代发表出版或者开始动笔的。
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是，1980年代确实结束了，但1990年代还没有结束，至今还没有结束，还在持续当中。新时代已经来临，但1990年代并未结束，两者是叠加在一起的，或者说是纠缠在一起的。我们处在一个相互叠加、相互纠缠的时代。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写作也应该放在这个现实中去看。从开始学习写作到各自出版不少作品，我们已经走过了30年。每个人的写作，差异越来越大，我尊重这种差异，因为这种差异源于不同的思想资源，源于不同的感受和表达方式，源于以个体的方式更深入地体验到个人与城邦关系的诸多矛盾。但我同时又相信，这种差异背后的共同点似乎变得更多了，那就是写作对这代人来说，既是一种语言的责任感，也是一种内在需要。
05
相信自己还能写出更成熟的作品，还能实现新的突破
东西
广西作家协会主席、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大家上午好！我从我的角度来谈谈“新生代”作家有什么写作特点。谈这个话题好像很容易，因为多年前我在评正高职称答辩时，评委出的就是这道题，但现在回忆却没有当年那么清晰了。
“新生代”这个词很容易让人想起“青春、年轻”等字眼。对于没有参与或者了解中国20世纪90年代文学进程的人来说，“新生代”是不是指“小鲜肉”？刚才我们几个在门口“新生代三十年”背景板前照相，一个个都有了沧桑感，与“新生代”这个词似乎有差距。多年前我去韩国参加文学活动，在跟韩方作家和记者介绍“新生代”的时候，他们听不明白，最后把我介绍为“中国中生代作家”。但是，我想说我们也曾年轻过，“新生代”作家是照着那时的模样来命名的。
“新生代”是一个很宽容的文学命名。在这之前，比如先锋小说，它具有排他性，它的主题非常鲜明，写作特征也非常鲜明，门槛也高。中国“先锋小说”之后，就轮到“新生代”登场了。“新生代”不是几个，而是一大批。评论家列先锋小说作家时永远都是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几位，但一列“新生代”作家就是长长的一大串，每个评论家列的名单都不相同，这些名单加起来至少有30多位。或许“新生代”作家这个命名就是后来评论家们以时间来命名作家群的发端。“新生代”作家有点像大学里的“宽进严出”，只要是当时有作品密集发表的作家都可列入这个名单，江苏的“新生代”作家特别多，韩东、朱文、鲁羊、祁智一大批全在里面。而像何顿、鬼子等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的年龄比苏童、格非和余华年龄还大，也被列入“新生代”作家。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宽泛的创作群体。
当时我在广西写作，特别想搭上这趟顺风车，也就是渴望自己的写作被同道认同。就像刚才李洱说的那样，我也常常被列在这一长串名单的最后，有时把长长的一串名字看完了也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直到陈晓明先生把我的作品集收入“晚生代丛书”、王蒙老师主编的“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收入我的《耳光响亮》，我才确信我是一名“新生代”作家。当时在《人民文学》当编辑的李敬泽老师久不久写信跟我约稿，即便作品还没写出来我也特别高兴，心想总算有名刊跟我约稿了。不得不承认，“新生代”作家确实是当时中国文坛创作最活跃的一群，可是今天还在继续写的还有多少位？有的已改行做电影，有的早就不写了，有的写也没地方发表了，还有一部分越写越来劲。任何东西都被时间检验，写作这一行也面临大浪淘沙。
《没有语言的生活》《耳光响亮》《回响》
当年敬泽去参加《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主办的“广西三剑客”作品研讨会时，对我的作品有一点评价至今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切断文本”，也就是没有从作品中看出这个人是受谁的影响。当时有些作家是“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马尔克斯”，但“新生代”作家大部分都在受别的作家影响之后跳脱出来，变成了自己的体验、自己的风格。其实，“新生代”作家在经历了中国先锋文学洗礼后，主动选择了更现实的写作策略，那就是直面现实书写现实，重新重视故事以及人物。这一点，在当时和先锋小说大多面向历史的写作形成了区别。
“新生代”专写自己的故事，所以用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特别多。我记得敬泽曾说“你们什么时候改为第三人称叙述，那就走向更广阔的写作了”（大意）。可是在当时能够让“第一人称叙述”泛滥成灾，也有它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如果你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新生代”对性的描写特别多，这不是他们天生就喜欢“黄色”，而是因为他们要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消解”，强调“个人”，强调“性”，强调个性解放，强调日常生活。那时韩少功翻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流行，该书作者米兰·昆德拉在创作谈里说他的主要写作内容就是“政治和性”，这一观点也许曾悄悄地影响过“新生代”作家。
昨晚上我翻看南京师范大学何平先生组织整理的部分“新生代作家创作年表”，发现华栋的作品特别多。那时他对北京的生活有详细的描写，一些新兴的职业我是从他的小说首先知道的，比如“手模”这一职业我就是从他的小说里看到了。他的写作也可以成为“新生代”作家贴近生活的例证。
“新生代”作家注意了故事性和对人物的塑造。“先锋小说”在探索写作的过程中学习了许多西方的写作技巧，也把西方的写作技巧引进了中国。我们当时读的时候觉得非常新鲜，对我自己也有写作启发。但部分“先锋写作”故事是碎片化的，人物是扁平化的。先锋小说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后来才大踏步地回归。而“新生代”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实、故事和人物这三大传统写作法宝被他们牢牢绑定。
也许是重视了故事性及人物塑造，“新生代”作家的作品在1990年代成为影视改编的热门作品。毕飞宇很早就参与了影视改编，他曾参与了张艺谋执导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编剧工作，李冯、鬼子也参与了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十面埋伏》《幸福时光》的编剧工作。我的一些小说也被改编为影视剧。“新生代”作家不是畅销书作家，他们必须依靠影视改编费来提高收入，确保写作事业能够持续。那时新媒体没有今天这么多的，我们只能靠影视改编这一种方式“破圈”。
本来写作是个体的事业，而且“新生代”作家的写作风格也千差万别，他们之所以被归类是因为他们恰巧在同一时期写作。这种“一箩筐装”的方式未必最科学，但还能有更好的方式来称呼他们吗？我一直认可这个群体，原因是这个群体让我在写作过程中产生了“共振”，“恰巧”就是一种缘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跟毕飞宇的写作速度竟然那么巧合。
1998年我跟飞宇同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他的第一个长篇《那个夏季，那个秋天》和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同年出版，同时收入“新生代长篇小说文库”。2005年他的第二个长篇《平原》出来了，而我的第二个长篇《后悔录》也是这年出版。他写《推拿》的时候，我在写《篡改的命》，我写《回响》的时候他在写《欢迎来到人间》。我们连长篇小说的部数都是一样的。很巧合吧。这样对比，就发现我们“新生代”的好多作家都是一起成长的，冥冥中还是有相互激励。当然叫不叫“新生代”我们也只能这样写，也只能写这么多。
06
中国作家仍需在更为复杂的语境中展开想象
艾伟
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
新时期文学是以启蒙的方式开启的，人道主义成为当然的主题。但中国文学就像整个中国社会，发展迅捷，在文学中人的主体性还没有建立起来时，中国文学很快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以此确立一套新的文学方法。这就是改变了中国文学方向的先锋文学。先锋文学影响深远，已然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之一。今天所谓纯文学写作几乎有一个共同的根源或起点，就是先锋文学。我在做文学编辑时，深切感受到这一点，新一代写作者大都是从先锋文学起步的。
“新生代”作家是先锋文学之后的一个文学群体，自然和先锋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发端于1990年代的写作流派，在方法论上不再沿用传统现实主义笨重的写作方法，而是继承了先锋以来叙述革命的成果，但发展出了属于这一代作家的独特的小说风貌。1990年代，写作的精神背景和1980年代完全不一样。198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像人类的童年，有天真稚拙的一面，先锋小说也是如此。在先锋文学里，器官永远是发达的，听觉、味觉、视觉、嗅觉等被无限放大，但它最为欠缺的正是人的正常温度和正常情感。新一代作家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在他们的文本里更关注人本身，他们试图在小说里恢复人在时代中的复杂性处境，试图弥补先锋文学对人符号化处理的欠缺，完成从“没有温度的人”到“人的丰富性的”转变。
《风和日丽》《越野赛跑》《爱人同志》
我觉得这是“新生代”作家们对中国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之一。
在中国“现代性”背后存在一个根本逻辑，就是“西方”的闯入。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现代性”是“西方”带来的。根本原因是在近代中国陷入了一个深刻的政治、经济、技术以及文化危机之中。五四运动被认为是现代文学的起点。其中有一个主题就是建立现代意识的“中国人”，一个中国新人。
一些在中国传统中没有的观念被建构，一些新的概念被引入，比如“爱”这个词，不是说中国人的情感生活中没有爱，但它一直是不被说出的，它是随着“现代性”到来后的一次新的命名。
现代小说这个概念和“爱”这个概念一样本质上来自西方。西方小说强调人选择的艰难困境，对人的精神性想象极富洞见。“新生代”作家对小说的理解自然受到这一流脉的影响，甚至关于人的想象也带有西方人文科学的影子。至少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相信，人不是我们习见的那个平庸的人，人比表面更复杂，人是有着伟大梦想和奇迹的。因此我更愿意在小说中探讨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有以伟大的《金瓶梅》为代表的中国世俗小说传统，这一传统同样可以有效容纳中国人的人生经验。《金瓶梅》在对中国经验的表达上是跨越时空的。这个传统今天依旧隐性地起着作用。今天关于人间烟火以及人情世故的描摹依旧是中国作家最为擅长的领域，可以说超过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这一传统根植于我们的血脉，已然成为我们理解及书写这个世界的本能。我们当然没有必要拒绝这一伟大的传统。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一传统不能全然满足我们对小说的全部想象。至少在对人的想象，在我看来，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存在单一的平面化的倾向，我们很少在中国传统文本中看到“灵魂”这样的概念，很难找到人的“两难选择”“灵魂的挣扎”这样对人的精神性想象。
我觉得中国作家依旧需要在更为复杂的语境中想象人，他不仅要有想象人性幽暗的能力，也需要有想象人的光辉灿烂的能力，写出全方位的人，写出人的卑贱和高贵，写出人的轻如尘烟和永恒不朽。
现在新生代作家们已经不“新生代”了，今天依旧在写作的这一代作家，最令人难忘的是关于文学的“精神性”书写。我们可以在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李洱的《应物兄》、邱华栋的《空城纪》、东西的《回响》的写作中，看到他们如何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试图去命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找到属于中国人的精神语言的。
今天的主题是“新生代”写作进行时，我觉得要说到“进行时”可能正发生在精神性书写这一领域。也可能是他们为中国文学所做出的另一个贡献。
在1990年代，“新生代”风起云涌，可谓群星灿烂。“新生代”也形成了某种标识性的文本以及叙事方式，但当我们重新回过头来时，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现在还在写作的这批人，无论是毕飞宇、李洱、邱华栋和东西，总的来说他们的写作风格其实是“非典型”新生代作家的风格。这些作家一开始的写作，就和当时最为流行的新生代文本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个性化”差异。也许真是这种差异，这份独属于个人生命感觉的书写，使得这些人至今还保留着写作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当我们在谈论新生代写作“进行时”时，实际上是在谈论文学从来都是属于每个作家独特的内心诉求，就像今天，在座的这几位作家，我们以新生代作家的名义聚集在一起，可是我们每个人又是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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